自2014年以来，始于英国的监管部门“自上而下”的推动，逐渐使系统性的“开放银行”理念逐步走到金融创新前台，经历多年探索之后，在近两年受到各国监管者和金融机构的广泛关注。日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就“开放银行”的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杨涛认为，伴随现代银行业的发展，新技术在商业银行各个层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并且深刻影响着银行的内部架构与外部环境。从技术和业务两个层面出发，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关注战略与细节层面的开放合作问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

《金融时报》记者：“开放银行”的内涵是什么？国内“开放银行”的发展状况如何？

杨涛：在“开放银行”发展的早期，更多是着眼于数据开放的视角。因为在大数据时代，银行数据被公认为是最具价值，但又开发严重不足的重要“生产要素”。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与手段，使得银行拥有的数据财富被第三方所使用，成为金融科技时代的重要命题。由此，初期的“开放银行”本质上是对银行数据的共享，同时以API作为实现相关目标的前沿技术手段。API的全称名为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即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其本质是一些预先定义的函数，目的是给予开发人员基于某软件或硬件得以访问一组例程的能力并且无需访问源码，或理解内部工作机制的细节。

但随着理论、监管与实践的深入，“开放银行”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例如，根据Gartner咨询公司定义，“‘开放银行’是一种平台化商业模式，通过与商业生态系统共享数据、算法、交易、流程和其他业务功能，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客户、员工、第三方开发者、金融科技公司、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服务，使银行创造出新的价值，构建新的核心能力。”

2018年作为“后互联网金融”和“前金融科技”时期，国内的新金融发展开始更加关注主流金融机构的变革。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先是浦发银行推出API Bank（无界开放银行），之后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等都对外明确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

《金融时报》记者：纵观全球，“开放银行”正呈现高速发展态势，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开放银行”模式在本国落地应用。他们在制度探索、战略和管理方面有哪些做法和经验？

杨涛：银行业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的核心对象，如果出现危机，往往会对一国经济社会带来深远负面冲击。因此，银行业的变革离不开制度与规则引导和约束。就全球来看，英国和欧盟的“开放银行”制度探索走在世界前列。如英国主要由竞争和市场管理局主导“开放银行”服务计划，并由财政部牵头成立工作组对外发布监管框架。欧盟则着重从银行“存贷汇”的“汇”着手，基于已有的《支付服务指令》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颁布新的支付服务指令。到2019年9月，欧洲监管机构计划完成新的技术标准，准确阐明银行技术平台与外部公司建立联系的方式。同时，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与香港等也借鉴英国与欧盟经验，积极推动“开放银行”监管规则制定。相比而言，我国的“开放银行”探索仍然是在银行业务边缘地带“自下而上”实践，并没有涉及监管核心问题，如真正进行系统性变革，则亟须监管规则与标准的落地。

无论在各国监管部门对银行的评级，还是各类媒体和社会组织对银行的竞争力评价中，战略与管理能力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类型。例如，美国的“骆驼”评级法就关注银行管理水平，主要考察银行业务政策、业务计划、管理者能力等。长远来看，“开放银行”不仅仅是一项具体的技术或业务解决方案，而且是金融科技时代银行业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

《金融时报》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数据开放和前沿技术对“开放银行”的影响的？

杨涛：从狭义角度来看，离开数据开放的“开放银行”战略，很可能是不完整的。例如，英国近年来高度关注开始制定“开放银行”的数据共享政策，包括建立相关的技术标准和指引。核心是要求英国九大银行（其他银行可参照执行）遵循统一的数据开放标准，支持客户（包括个人和中小企业）将自身账户信息向第三方机构共享，促进金融产品创新，帮助个人和企业客户获取更好的金融服务。我国监管部门也推出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从质量优化到价值挖掘，银行业大数据应用已经迎来新机遇。从银行角度看，需要解决的一是数据够不够，尤其是在传统结构化数据之外，增加非结构性数据管理；二是数据好不好，在大数据的“泡影”里面把无效数据、低效数据去除，增强数据质量、加强治理；三是数据怎么用，包括：数字化、安全、改善管理、业务层面、外部合作等。当然考虑到我国的监管环境，真正的数据开放短期内还难以有较大进展，更多需要做好相关储备，并且在此过程中不能忽视个人数据信息保护问题。

“开放银行”建设离不开对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就金融科技的底层重大技术来看，需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物联网）、分布式技术（云计算、区块链）、安全技术（密码技术、量子技术、生物识别技术），还有一些尚在发展的前沿技术，如边缘计算、数字孪生、脑机结合、增强现实等以及有向无环图（DAG）、哈希图(Hashgraph)等下一代分布式技术。当然，不同技术的成熟度和可应用程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这也影响到银行科技创新的技术路径选择。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机器流程自动化等的技术成熟且应用范围较宽，可优先布局和发展；区块链则相对较低，应进行更多的相关实验。根据自身条件差异，银行积累强化科技能力的路径也有不同层面，一是以开放视角下的、企业级的系统研发与集成为核心，在底层合理、适度应用外部技术与设备；二是以外包与合作为主线，在共赢发展中不断提升自身适应新技术的能力；三是在整合自身技术资源的基础上，探索进行外部技术输出与服务。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巴塞尔委员会（BCBS）把金融科技活动分为：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市场设施等。进一步细化看，典型的金融科技需求场景包括：金融安全与金融监管、支付结算、融资产品与服务、智能营销与服务优化、身份认证与风控、保险服务、智能投顾与财富管理、信用服务等。对于“开放银行”转型来说，需有效融合新技术、新理念，全面重构原有的业务模式，打造银行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的全新应用场景，最重要的是两大创新方向。一是新型“家庭金融”，即从家庭层面实现消费金融、财富管理、风险管理等多样化服务功能的配置。二是新型“产业金融”，包括产业链金融，即以金融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链优化，服务产业升级、规模经济、中小微金融与普惠金融等。除此之外，面对金融混业经营、综合经营的趋势，在合规前提下，银行改革也离不开对其他金融业务类型的探索。

《金融时报》记者:有专家认为，“开放银行”是以各种平台合作模式为主，采取自建、合作、参与或投资等四种模式进行建设。对此，您做何评价？

杨涛：近十余年来，双边市场与平台经济理论成为国外产业组织理论中进展最为迅速的研究领域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平台经济模式涌现，这里的“平台”概念刻画的是一种现实或虚拟空间，该空间可以导致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换言之，平台是以某种类型的网络外部性为特征的经济组织。平台经济之所以拥有巨大魅力，是因为它具有“网络外部性”的特殊性质。在金融科技创新浪潮中，主流金融机构普遍运用科技手段全面改造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众多新兴机构加入原有金融服务产业链，整个金融行业生态都在发生变化，多层次的平台模式成为市场结构优化方向。作为现代金融业的核心主体，“开放银行”最终应该能够有效推动整个“开放金融”建设，在此平台生态中可能会涵盖四类主体：在业务与经营活动中积极应用新技术，并探索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持牌金融机构；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开展金融业务或对外提供技术服务的互联网企业；主要为金融机构或类金融组织提供技术支持与外包的新技术企业；利用新技术搭建平台，提供创新型金融服务的互联网金融、类金融组织。

《金融时报》记者:“开放银行”会为客户带来哪些改变？

杨涛：从根本上看，“开放银行”变革的驱动力，与金融科技创新一样，其供给侧驱动因素是不断演进的新技术和变化的金融监管，需求侧影响因素则是不断变化的企业与消费者偏好。具体看，一是充分适应客户需求更加多元化、专业化、智能化的趋势，真正在客户服务和以客户为中心方面实现实质性的快速改进，同时构建了产品和服务的联合提供链条，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二是无处不在的“交互”，因为从居民到企业，我国客户主体习惯的交互界面，已经快速向移动互联网时代转化，整个商业生态都在变，更需要通过“开放银行”建设，使得未来银行服务如“网”无处不在，体验一“点”触手可及。三是更好地维护客户关系，有效实现线上线下的结合。长期以来，尽管银行电子化进程逐渐深入，但客户在许多业务环节仍需到网点完成，网点也是银行内部重要的业务与利润中心。未来需要真正实现资源重新整合，面对“开放银行”时代，客户不再局限于本地的挑战，实现“无人”银行背后“有人”服务，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客户服务、感情，增强客户粘性。四是从客户到用户，再到伙伴。客户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产品和服务，而且能够主动订制和提出需求，甚至最终参与到产业链的服务流程中，也成为部分服务的提供者之一。